《往事》：老伴是功臣！

原涞水县一中校长高锡铎论老伴的功劳，得先从父亲说起。
　　父亲1909年生于地富家庭，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开始当伪保长，表面上勤恳忙于日伪交给的差事，实际上秘密筹建堡垒户，悄悄地给八路军敛军粮、军鞋，并偷偷地送往上级党组织指定的地点。随时按组织系统向上通风报信。
　　堡垒户的任务就是配合以上工作，保护八路军的工作人员。父亲的工作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，一直干到日本投降。
　　日本投降，家乡得解放。父亲担任我村的首任粮贸委员，主要任务是收公粮、送公粮。后来农村开始组建信用社，父亲又担任我们乡的首任信用社主任，到信用社工作人员由政府派国家干部任职为止。以上每个阶段都干得很出色，而且没有任何报酬。
　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父亲就被打成“钻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”，成了“黑四类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）。全家扫地出门，被轰到只有六尺宽的小耳房里。
　　当时我正在定州教学，平时根本没回家的机会，就连暑假也常常下乡劳动，只有寒假才能回家几天。家中两位老人、两个孩子、连老伴共五口人（1972年后又多了一个孩子，全家在家的共六口人），全家的生产生活都由老伴操持。
　　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，白天“劳改”，晚上被揪斗。每被揪斗离开家时，老伴都给父亲做点热乎的吃，吃饱再走。老伴还把父亲送到会场，怕半路出错儿。
　　到了会场，造反派在会场上批斗，老伴在场外看（老伴是下中农，出身好），看谁打我父亲，第二天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谁家说好话，求人家手下留情。这样一做，效果很明显，不过还有极个别的人动手动脚打老父亲，老伴就找了三个要好的伙伴，托她们去给动手的人做工作，这样父亲在批斗会上不再挨打了。
　　可是，老伴仍然坚持把父亲送到会场，在场外等着，会后把父亲领回家。安全到家后再给父亲热点饭吃，安排好老人休息，自己才去睡觉。随着运动的发展，为了给父亲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，恢复党籍和落实我家的房产政策，老伴往涞水县公安局等单位跑了十四五趟，不叫累，不喊苦。
　　在日常生活方面，老伴对老人照顾的更是无微不至。老人齿口不好，每顿饭都给老人做可口的饭菜，一般早饭拌豆腐，晚上芝麻盐，中午有热菜，家里其他人早晚吃咸菜条儿。冬天生不起火，每天晚上老伴给老人把炕烧热；夏天买不起蚊帐，每天晚上在老人屋里点着蒿子绳熏蚊子。老人病了，曾多次用独轮车推着父亲或母亲去涞水县医院看医生，往返一次就是四十多华里。为了给老人改善伙食，从安阳及其附近村庄买鸡蛋，用自行车带着鸡蛋去北京郊区换白面大米，往返七十多华里。冬天老人的棉衣需要絮新棉花，为了凑买棉花的钱，到石圭山去捡石板。把石板从山腰一块一块地背到山脚，再装到独轮车上推到家，改天再推到涿县孙庄镇去卖。山腰到山脚一华里，山脚到家六华里，家到孙庄将近二十华里。卖一次石板需要走上老远的路，真是难为了她一个女人家。当时我的月工资43.5元，家里生活困难，我每月省吃俭用，都得往家里寄钱。家里收到汇款单必须经大队盖章才能取钱，可是大队有时就是不给盖，理由是寄钱的人没有跟家里划清界限。为此，老伴还得找和邮局有关系的人帮忙，才能收到寄来的钱。
　　我们村其他的“四类”分子的家属，尤其是儿女，都拼命地和“四类”分子父母划清界限，“四类”老人在批斗会上挨打挨骂，回到家里儿女不给好气，有的想吃儿女做的饭都没门儿。有的和“四类”老人分了家，更有甚者，有的女人跟“四类”丈夫离了婚。也有人跑到我家，劝我老伴和老人分家，劝老伴和我离婚。这些人在老伴面前都碰了一鼻子灰。
　　我们村在被斗的人群中，和父亲同一年龄段的，除父亲外，没有一个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老早就悲愤的离世了，唯有我父亲健康地生活到1992年，享年83岁。老伴的一颗孝心，感动了很多好心人。他们主动帮助我家干重活，到中午了，留他们吃饭也不吃。年终结算时，村干部们主动给我家拨缺粮款，帮我们度过难关。
　　到现在提起老伴来，乡亲们仍然赞不绝口地说：“杨桂花（老伴）是高锡铎家的功臣！”